辭舊迎新之際，影片《小小的我》以高討論度、高口碑躋身元旦檔票房前列。在這個關于腦癱患者的動人故事中，我們驚喜地看到易烊千璽的突破，更加驚喜地發(fā)現其背后的女性創(chuàng)作者。
回首2024年，各大平臺的電影榜單上，女性導演的作品頻出，在電影這一長久以來由男性主導的領域中，賈玲、尹麗川、邵藝輝、楊荔鈉、楊圓圓等女性創(chuàng)作者開辟出一條少有人走過的路，讓我們看到無數更鮮活的女性形象，也觸及到更廣泛的社會議題。
雖然影評人毛尖曾在2024年度演講中提到，這是“女性為自己松綁的一年”，但2024年中國內地電影市場總票房425.02億元中，女性作品的票房占比不足15%，前路漫漫。
顯然，當女性走上舞臺之后，未來該以怎樣的姿態(tài)留在舞臺上，是整個行業(yè)必須面對的，也是我們值得期待的。
內容：
創(chuàng)造規(guī)則，打破邊界
在2024豆瓣年度電影榜單的卷首，用“突破景框、顛覆規(guī)則”概括了全年女性影像，其中《熱辣滾燙》《出走的決心》《好東西》這三部影片，無疑最能體現“突破”和“顛覆”的過程。
《熱辣滾燙》自2024年年初上映起，就伴以超高的討論度。影片中，我們目睹了杜樂瑩（賈玲飾）通過打拳，從討好型人格變成一個面對前男友（雷佳音飾）邀約說出“看心情吧”，然后徑自離開的自我意識覺醒的女性。相較于原版日影《百元之戀》，這是非常符合時代語境的本土化改編，拳擊只是載體，找到自我才是目的。戲里的賈玲用身體“奇跡”幫助角色完成了從客體向主體的轉變，戲外的賈玲也經由這次蛻變迎來了全新的事業(yè)高峰。
到好萊塢監(jiān)制美版《你好，李煥英》、參加巴黎奧運會開幕式、去米蘭看時裝秀、成為商業(yè)品牌代言人、籌備自己的第三部影片《轉念花開》……《熱辣滾燙》之后，賈玲看似在公眾視野中消失了，其實她只是從喜劇、綜藝的舞臺轉向了自己更熱愛的創(chuàng)作。她用實際行動鼓舞觀眾，去做自己人生的主宰。
年中上映的《出走的決心》將鏡頭對準更現實的層面，影片相較于原型故事已經溫柔了許多，但卻更能有效地聚焦創(chuàng)作者的表達內核——“娜拉為何出走”。
導演尹麗川曾在采訪中提到，李紅（詠梅飾）這個人物身上集合了很多女性的縮影，她既是單一的個體，也代表了一個很普遍的群體。來自原生家庭和丈夫（姜武飾）的擠壓是最容易被看到的，而母職才是女性更深層次的困境。
故事中，女兒（吳倩飾）對母親的態(tài)度是矛盾的。一方面，她從小目睹母親為家庭的付出，因此支持母親為自己而活；另一方面，當她在面對事業(yè)、育兒、家庭等多重壓力時，又希望母親能幫忙分擔，給予自己更多的支持。這種以愛為名的索取，與家庭中男性成員的“隱身”，共同構成了女性的“系統(tǒng)性困境”。李紅的好友馬婕（馬蘇飾）也因此沒能過上想象中灑脫的退休生活，這才是李紅最終決定出走的原因。
現實中，李紅的原型人物蘇敏正在積極推進離婚，她未來的生活仍然會“走在路上”。而對于片中李紅的獨白：“我就想出去看看，看看日子還有沒有別的過法”的提問，年末的《好東西》或許給出了另一種答案。
導演邵藝輝借王鐵梅（宋佳飾）之口講出“悲慘敘事并不能改善女性處境”，所以影片用幽默且犀利的臺詞表達了對當下諸多議題的思考。在片中，男女關系、閨蜜關系、親子關系都在被重塑。單親媽媽的故事不再沉重，原生家庭的傷害可以被治愈，小孩子能和大人坦誠交流。女性擁有掌控自己生活的權利，男性則成為敘事中的“客體”。《好東西》創(chuàng)造了一個近似女性烏托邦，但好像又觸手可及的新世界。
片中，小孩（曾慕梅飾）問：“女孩應該怎么打鼓？”小葉（鐘楚曦飾）答：“你怎么打鼓，女孩就怎么打鼓。”這就是新世界的規(guī)則——先肯定自我，再打破陳規(guī)，而后書寫全新的篇章。
《熱辣滾燙》《出走的決心》《好東西》三部影片共同構成了女性導演在表達方面的深度，2024年的其他女性作品則代表了她們所觸達的廣度。
張裕笛導演的《倒倉》將傳統(tǒng)京劇與青春成長相結合，“倒倉”既是戲曲演員在變聲期的必經之路，也是少年們在面對未來時的迷惘。故事在對傳統(tǒng)的繼承中突破，男可扮旦角，女可唱老生，每個人的人生都由自己掌握。周莉亞、韓真執(zhí)導的《只此青綠》將舞蹈詩劇這一小眾藝術推向大眾市場，利用鏡頭、實景、特效等電影手法讓更多觀眾認識了天才少年希孟和他筆下的《千里江山圖》，影片也呈現出一幅鮮活生動的北宋人文圖景。在楊圓圓導演的紀錄片《女人世界》中，跳著Cha- Cha的美籍華裔老年舞團，每個人身上都散發(fā)出自信、明媚、積極的生命力。影片用“她92歲，仍年輕”形容舞者余金巧，既有歷盡千帆后的無畏，也有活在當下的愜意與灑脫。
年末，《小小的我》用平等視角呈現腦癱患者的生存狀態(tài)、家庭關系和情感需求，這個項目最初源自編劇游曉穎和監(jiān)制尹露，導演楊荔鈉此前鮮少拍攝以男性為主角的故事片，更偏向用藝術電影的方式展現不同代際間女性的關系，《小小的我》無疑是一個不小的突破。影片采用青春片的敘事模式講述現實故事，結合楊荔鈉擅長的影像手法和意向表達，為2024年的女性創(chuàng)作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。
市場：
商業(yè)可能，亟待突破
《小小的我》讓我們看到一位以藝術電影見長的女性導演，在商業(yè)市場中的可能性，但整體來看，女性導演在這方面的處境并不樂觀。
隨著《熱辣滾燙》以34.17億元問鼎年度票房冠軍，賈玲成為影史第一位得此殊榮的女導演，也是內地導演票房榜前十名中唯一一位女性。她執(zhí)導的兩部影片均在春節(jié)檔上映，票房總計88.3億元，豆瓣評分分別為7.7（《你好，李煥英》）和7.5（《熱辣滾燙》）。對于“大檔期+商業(yè)片+新導演”這樣的配置而言，賈玲無疑取得了一個極為優(yōu)異的成績。
《好東西》在去年11月末一經上映便引發(fā)極高的討論度，貓眼預測票房從1億元一路飆升至7億元，最終以7.13億元的成績位列年度第13位，9.1分的高口碑也讓影片榮登豆瓣年度華語電影之首。在2024全年總票房下降22.6%的大環(huán)境下（根據電影局統(tǒng)計數據），《好東西》的市場表現雖然與口碑不甚匹配，但仍算合理。但除了以上兩部影片外，其他女性導演的作品仍處于“冷門佳片”的范疇。
2024年，中國內地電影市場總票房425.02億元，其中女性導演取得的票房總計49.54億元，剔除《熱辣滾燙》和《好東西》，其他影片的票房總和僅為8.24億元。此外，2024年上映新片共計497部，但在票房排行前200的影片中，女性導演的作品不足10部，《倒倉》《女人世界》均不在此列。
女性導演作品的低市場表現與女性議題的高討論度并不相符，大多數女性導演仍然處于困境之中，而這一現象也并非為內地電影市場所獨有。美國圣地亞哥州立大學電視電影女性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顯示，在北美票房最高的250部電影中，女性導演僅占16%，在100部最受歡迎的電影中，女性導演作品僅占11%。格蕾塔·葛韋格、簡·坎皮恩等導演的成功，并沒有為更多女性創(chuàng)作者帶來機會。
電影《夾縫之間》的片名很適合概括女性創(chuàng)作者當下的處境，影片本身也處于這一境遇之中。該片導演郭大路雖然是男性，但監(jiān)制、出品人、制片人、主演都是陶昕然，因此影片帶有鮮明的女性視角，對留守兒童的關注也極為真誠，但影片在去年11月初上映后僅拿下76.8萬元的票房。雖然在劇作和視聽方面，《夾縫之間》都存在瑕疵，但豆瓣7分的評價足以證明它不該以這樣的票房成績慘淡收場。
《小小的我》上映后，票房始終和同檔期的《誤殺3》不相上下，但兩部影片的豆瓣評分有很大差距。如何“叫好又叫座”不僅是女性導演需要突破的瓶頸，更應該成為所有電影創(chuàng)作者的前行目標。
未來：
浪潮卷起，路在何方
豆瓣電影的年度總結以“當她們卷起浪潮”為題，在最受關注導演一欄中，女性占一半，與男性勢均力敵，讓2024年成為女性敘事的新紀年。然而，從即將到來的春節(jié)檔來看，已定檔的六部影片均為男性導演作品，而在2025年的待映影片中，女性導演的作品僅有五部。
其實，在國內外各類電影節(jié)展和創(chuàng)投平臺中，女性導演的占比并不低，有的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，比如陳劍瑩的《海邊升起一座懸崖》獲得第75屆戛納電影節(jié)短片金棕櫚獎；耿子涵的《小白船》入圍第76屆戛納電影節(jié)導演雙周單元，并獲得第7屆平遙國際影展費穆榮譽最佳導演；白雪的《過春天》入圍第69屆柏林電影節(jié)新生代少年單元，并獲得第2屆平遙國際影展的最佳影片。
但是，女性導演想要真正“卷起新的浪潮”，必須要走進商業(yè)市場。就像影評人毛尖將《好東西》與上野千鶴子相類比，雖然上野千鶴子與波伏娃之間有極大差距，但“上野的話語能進入所有雞零狗碎的生活空間，因此能掌握更多群眾”。《好東西》正是電影市場中的上野千鶴子，邵藝輝用生活化、輕量化、娛樂化的情節(jié)，讓嚴肅議題“直接訴諸行動，也就獲得更便捷的傳播度和適用性”，這同樣是《熱辣滾燙》躋身2024年全球電影票房榜的意義。
困難在于，在當下的行業(yè)環(huán)境中，節(jié)展創(chuàng)投是新人導演最便捷的入行路徑，但對大眾市場而言，節(jié)展影片與觀眾需求并不適配，也很難在現行的電影發(fā)行規(guī)則中準確觸達目標群體。這就讓從電影節(jié)展走出來的導演，無論男女，都較難走進商業(yè)市場。一方面，這些導演自身更注重自我表達和影像敘事，對于商業(yè)電影的表達方式并不全然認同。另一方面，節(jié)展影片的制作成本較低，商業(yè)電影的投資體量大，二者的運作模式不同，投資方為了降低風險，自然更傾向于選擇有商業(yè)片拍攝經驗的導演。
另一條路是以市場為導向的“傳幫帶”，成熟的商業(yè)電影人與新人導演之間形成“一對一”的精準“幫扶”。比如，陳思誠監(jiān)制的《誤殺》系列，“三部曲”分別由柯汶利、戴墨、甘劍宇執(zhí)導，其中柯汶利是《默殺》的導演，戴墨是電影版《三大隊》的導演，二人還共同執(zhí)導了網劇版《唐人街探案》。2023年席卷暑期檔的《消失的她》，導演崔睿、劉翔同樣是陳思誠麾下成員，幾部影片的票房總和約85億元，兼具市場與話題。
女性導演想要打破“叫好不叫座”的困境，既需要突破自我，像《小小的我》一樣，在個人表達和商業(yè)類型之間尋找平衡，去擁抱更大的世界；也需要有更多投資人、制片人跳出固有認知，重新審視女性導演的創(chuàng)作維度，于舊游戲中掙脫，為當下的電影市場提供更多元化的視角。
《人·鬼·情》的導演黃蜀芹曾說過，“女性電影就是在人們習慣坐北朝南的房間里，開一扇向東或向西的窗”。雖然當下的社會語境還沒有完全認同這扇窗，但就像香特爾·阿克曼的《讓娜·迪爾曼》在問世47年后以黑馬姿態(tài)問鼎《視與聽》雜志影史百大榜單。時代浪潮勢不可擋，女性導演一定會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舞臺上，與男性導演共同完成新一輪的精彩表演?！逗脰|西》中，王鐵梅寫過這樣一句話——正是因為我們足夠樂觀和自信，我們才能直面悲劇。相信未來定會“轉念花開”，因為我們“還有明天”。（筱囡）
（責任編輯：盧相?。?/span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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